但是，所谓树大招风。梁士诒的势力是很大，但招来的反对的势力也不能小视。当时的北京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梁和两杨势不两立；两杨既是杨度和杨士琦。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杨士骧之弟。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报捐道员。十一年，捐指直隶试用，其后十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杨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杨士骧同赴广州效命。李鸿章重回北洋大臣之位，杨氏二兄弟同回北京。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多。

翌年，曾致书袁世凯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转身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

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

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三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奕劻），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