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袁世凯坚决与义和拳为敌后，有人提议清**不能让袁世凯轻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凯换下来。

清廷也不同意采取简单的高压政策，发出廷寄告诫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可徒持兵力，转致民心惶恐。

三天后又下达一道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寛纵酿祸之理。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挺而走险，激成大祸。

“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厉古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袁世凯看完这些后，认为朝廷只是担心对义和拳的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动乱。这些提醒和训戒，没有改变他对义和拳坚决镇压的态度。

只是，他知道，对义和拳的进剿，不能简单行事。而现在，他真没多大的精力管义和拳的事了，因为眼下有更紧急的事，需要他来处理。

就是高密民众阻止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因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而被杀。这本是当时教会与当地民众矛盾不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国却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胶州湾。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的军舰在请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而易举从栈桥登陆，随后迫使清**签订了《胶澳租赁条约》。这样，一八九一年才开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岛（当时叫胶澳）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过跳跃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资本主义强国。经济的强大促使德国向外扩张。霸占青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对中国东部沿海的澎湖、大鹏湾、厦门、舟山、胶州湾等港口进行过调查。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一八六九年三月踏上了齐鲁大地，开始了三个月的调查。

他对山东的矿产、物产、交通、港口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尤其对媒炭资源描述甚详，通过考查得出以下结论：山东地区极为富庶，有可供使用的丰富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有位置优越的可供作军港和商港的胶州湾。

于是就有了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

修铁路，要占用耕地，甚至会通过坟地，经常和当地民众发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