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体现了历代人族对农事以及粮食的看重，正是人族历代先贤如此看重时节和农事，才让人族不断壮大。

这也契合“兼儒墨”的杂家核心思想，明显是取各家所长，任何把杂家定为某一家的说法，都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不过，既然是圣念论道，方运知道宗圣绝不会出如此简单的考验。

《吕氏春秋》的末篇《市容论》，同样提到农事，而且提出了一个根本，那就是重农轻商。

杂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儒排在第一，可见杂家以及吕不韦对儒家的重视。但是，在对待农商一事，杂家比儒家更进一步，那便是“重农轻商”，而儒家是“重农抑商”，这是根本性的不同。

在人族儒家气氛浓厚的地区，商人地位极低，被认定为贱业。在杂家气氛浓厚的地区，商人虽然地位比不上读书人，但也算不得贱业。

所以，杂家虽然圣道驳杂，但正是因为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在许多方面还要超过原本的儒墨名法。

这也是杂家在圣元大陆可以屹立不倒的根本。

虽然杂家在吕不韦之后逐渐转向为官与政事，但也没有抛弃根本理念。

方运稍作思索，便确定宗圣考验的是“重农轻商”之事。自己身为儒家子弟，若是贸然贯彻“重农抑商”，必然会落在下风，导致第一个考验就失败，一息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