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当时有些与先母熟识的亲友，常央请她代他们向有关方面说项．记得刘纪文先生任广州市长时，一位很熟识的人向先母说，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某某君，对院务甚为努力，希望能继续做下去，请先母向市政当局关照一声．先母允之；并要我去找刘先生，将此意告之，请他斟酌办理．我向刘先生说了以后，他面有难色，我觉得有异，追问原由．刘先生才透露某君贪污有据，连老人家的伙食也要克扣．我回家将此情形面禀先母，她大为愤慨，又要我立刻去找刘先生，请他依法严办．

先母在同盟会时代，既已参加革命．黄花冈起义，党人在广州市内分区假办结婚喜庆，参加起义的同志，或扮亲属，或扮贺客，以便集中在一处；女同志则担任运送军火的责任，新娘和送亲女眷所乘的轿内，都藏满了军火．当时有一批军火必须运经总督衙，大家认为最关重要而又最危险，先母扮的是新娘，乃慨然任之．为了预防事泄被捕，万一因不能忍受毒刑时而被迫供出内情，连累同志，每一位女同志都备有毒药在身，以便必要时服毒自尽．先母所乘的花轿内藏军火甚多，重量逾限，轿底在中途即呈下堕之象．抬轿的同志都很着急，想快走则恐怕震动太大，反而使轿底陷落；慢走又恐怕时间久了，被人发现．先母在轿内有所觉．幸而终能安全到达．她向我谈及此事时还说，她当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所担心并不是她个人的安危，而是事机泄露，可能影响起义的大事，因为那一批军火是为攻打总督衙门而用的．

民国肇造后，先母没有再参加革命工作，但其乐於助人的精神，仍历久如一；因而他人如有所能，无不尽力为之．唯以对实际情形，不尽瞭解，有时也就容易被欺之以方．就上述代老人院长某君向刘纪文先生关说一事而言，她只觉得有人愿意为老人服务，其志自属可嘉，故慨然允诺．后来知道某君有贪污情事，即请刘先生严办，充分证明她并无任何私心．可是，假如当时我不追问刘先生，或刘先生终不将真相告诉我，先母也就要蒙上一层不白的阴影而不自知了．因此，有时也就不免有若干人做了坏事，先母竞於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的护身符．这类的事是先父事前绝对不知，亦不愿有的，因此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在先父出任立法院後，先母患肺病，不得不留在香港就医，祗能偶尔去南京，先父在家庭中更缺少温暖．

毕生为国·有公无我

综上所述的种种，先父的一生虽然经常都有很多人在周围；但他的心灵却是很感孤寂的，我当时就是因为体察到这种情形，所以才决心留在他的身边，希望能多少给他一些慰籍；同时并尽我的所知，将他人不愿或不便向他直言者，据实禀明以助他对各事的瞭解．於是，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怨．但我既然决心对先父有所协助，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回忆总理在世时，也曾为若干人所不谅；但他逝世以後，则无论为友为敌，无不对他表示崇高敬爱意．正所谓公理正义自在人心，一个毕生为国为民，有公无我的，其生命虽然有限；但他的精神则是弥久弥彰的．先父是总理的忠实信徒，他对国对党的贡献固然不能与总理相比；但总理那种毕生为国为民，有公无我的精神，他则是很具备的．因此，在先父逝世以後，就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灵魂．

(见[艺文志』四十期，一九六九年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