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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回忆录中的古应芬(上)(1 / 1)

作品:《民国元老古应芬

——五,民意机关服务

二十五年那年夏天,我毕业于法政学堂。毕业的时候,校中当局发下一张表格,叫毕业生填履历及志愿。在志愿一项,各人都写得很多;不是说毕业后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说办自治或做律师;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得事业都写在上面。我想骗人决不可,照实写我要革命又不妥,便只写了“难言也”。收卷的教员看了不满意,拿回来叫我重写。我踌躇一下,写了一下数字:“如必欲言,则教育实业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员看了,均为之发笑。

考试完毕那天,我刚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门,起来一看,是粤商自治会派人送聘书来,请我去做教员。

粤商自治会系粤汉铁路古董们联合所有广东大商家而组织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后来每遇内政外交问题,时时开会,批评政府,极得社会好评。该会傻仔西关南华寺,内辟一礼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平时便作为课堂。那儿有教员数人,员生则为各商店的经理和店员。因此听讲学生人数不定,忙的时候人少,闲的时候人多。我认为藉此可以接近民众,就接受了聘书。

在粤商自治会教了半年。我师丘仓海先生当选为副议长;书记长是古湘芹先生,下面共有四个书记,丘先生叫我担任书记。因为副议长是我的老师,对我很信任,书记长是个同志,对我很好;所以办事很顺手,精神很痛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赵声和朱执信先生等都亲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汕头,运动当地民军响应,咨议局在开会后就很空闲,粤商自治会也放了年假;我就借着年关回乡省亲的名义,请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经很久,一切感觉着生疏。经过了许多困难,才弄出个头绪。忽然听到广州新军的革命义举,因为发难时间过于匆促,又归失败了。

我立刻回广州,直赴粤商自治会,激励他们用该会的名义,从事办理营救新军的工作。因为我和会里的人,平时联络得很好,他们不但满口答应,还热心协助。这样,失败的党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后来广东巡道王某,查出参与这次起义有关的名单,里面在咨议局做事的,有我和陈炯明恋人。他带了名单,谒见丘仓海先生,并且想拿捕我们。丘先生把名单一看,不待他 开口便说道:“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人的话,请先从我提起。”王某听了,强笑说道:“这不过是他们报告的名单。陈某邹某既然是个好人,想必是他们误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无事。

不久,广西成立了督练公所,派了一个姓陈的道员到广州来请幕友,很坚决地要请我和陈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讲来讲去,只答应一个人。我便和陈商量,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到广西去联络革命党,也是好事;并且决定我去。于是我把各事料理妥帖,买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个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传,行李全部损失,不得不退回广州。

当我预备重整行装再赴广西的时候,党人某等在北京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营救,并且叫我在那儿继续策划暗杀的事情。因为吾党义举,前仆后继,死人甚多,于是保皇党分子故意谰言中伤,说革命党首领只骗使无聊的党徒于死地,而自己却逍遥海外,住洋房,吃大菜。党人听了,都怒不可遏,某想洗刷这种侮辱,就约黄复生等入京,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同时被捕入狱的有黄复生,罗世勋(伟章)等三人。消息传来,全党震动,纷纷设法营救。胡汉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筹款,赶回香港设立机关,专门从事营救和继续暗杀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布置一切,以便各人继续北上。我在法政学堂毕业,得了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正好借此上京铨叙,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粤商自治会和咨议局请假;同时写信回县,约郭公接同志到上海会面;再写信到盛京,约张煊同志到北京会面。当我到了上海,因为等候郭同志,便借着看博览会的机会,趁空到南京和党人联络。接洽妥当后,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场大病,预定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因此郭同志到了上海,就请他先行北上。接着叶夏声由浙江来,看见我病重,短期内没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粤。幸而张煊同志接到我的信,便赶赴北京,会同郭同志探明了汪黄罗囚禁的所在地,并且设法和他们通讯后来因为总理谋在广州再行举义,不让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