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翰林院不仅是通往权力核心内阁的重要桥梁，更是精英荟萃之地，据统计，超过九成的宰辅之职由翰林出身者担任，形成了“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

那时严嵩便是这众多翰林才俊中的一员，才情出众，早年便崭露头角，深得内阁首辅李东阳的赏识，被寄予厚望，仿佛一幅直通仕途巅峰的蓝图已在其脚下铺展——从举人、进士、庶吉士，到翰林学士，乃至内阁大学士，最终问鼎内阁首辅之位。

然而，严嵩并未沿着这条预设的仕途坦途直行，反而在仕途初启之际选择了急流勇退，因祖父与母亲的相继离世，他遵循孝道，归乡守制，却意外地在乡间度过了长达八年的隐居生活，于钤山脚下建造“钤山堂”，过上了“面山而居，寄情山水，耽于书卷”的隐逸日子。

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前景无限的翰林院而久居山乡?

一个是严嵩早年多病，身子骨弱，另一个原因是正德年间是明代宦官之患最酷烈的时期之一。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浊乱朝政，“顾命诸臣，斥逐无遗”，“谏官台臣，诛锄略尽”，“北门之狱骤兴，缙绅之祸尤烈。”

正德元年冬，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罢官；给事中吕种、御史薄彦徽、主事王守仁等二三十人惨遭廷杖，削官降谪。

二年三月，召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大学士刘健以下五十余人为“奸党”，敕内有名者皆令去官致仕。

其实他们“皆海内号忠直者”。

三年夏，在皇宫御道上发现告发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大怒，矫旨命百官跪于奉天门下，主事何钱等十余人中暑而死，当晚五品以下官员三百余人皆被逮捕下狱。

刘瑾还借故禁授浙江余姚人及江西人京官，裁减江西乡试名额。

正德五年，刘瑾被诛以后，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