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58年，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给他寄来一篇论文，里面的理论竟与达尔文多年来构思的自然选择学说如出一辙。达尔文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可能会被“抢发”。

有趣的是，华莱士实际上是受到了达尔文之前出版的著作的启发，并未意识到他已经在无意间步入了达尔文的研究领域。

面对这场“学术危机”，达尔文的朋友们，包括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和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力挺达尔文，并帮助他一起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在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的会议上发表。

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达尔文的名誉，也避免了潜在的“抢先发表”风波。达尔文和华莱士在这一事件中的合作和友谊，也为科学界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学术合作典范。

但之所以简单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完全是达尔文这个老六过于偷懒，研究成果脱了20年才发表的缘故。若不是华莱士不讲武德，偶然一头冲进了达尔文这个磨蹭之王的地盘，鬼知道这个磨蹭怪会拖多久。

尽管达尔文提出了伟大的进化论，但他的工作方式往往不够系统，甚至缺乏实验记录。

他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和数据，但许多样本却没有详细标注它们的采集位置或背景信息。这导致后来有些研究无法进行有效的追溯。甚至有人调侃，达尔文的理论凭借的是观察力和思维的巨大优势，而不是系统实验的数据支持。

1859年，《物种起源》正式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社会。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教会的批判，但达尔文的理论仍然逐渐获得了广泛认可。晚年的达尔文继续在自己的家中进行植物和昆虫研究，他的著作《人类的由来》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进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