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虽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到会者有二十余人（无汪），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

到会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